刘庆丰，1953年生。1972年初中毕业后在重庆长寿县插队下乡，1977年后一直在重庆出版社工作，期间在职就读于川大新闻专业干部专科班。作品有独立摄制的纪录片《被遗忘的战争》等。
原题
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刘庆丰
父亲：刘慕宇。1921.12.30 - 1986.2.6。渣滓洞监狱幸存者，长寿湖右派劳改地幸存者，被国民党监狱关押2年，被组织关押14年。生前为重庆出版社副总编辑
母亲：钟伯纯。1921.12.30 - 2004.10.9。燕京大学新闻系旁听生，生前为长寿中学离休教师
今天，圣诞；明天，“国产圣诞”；后天，“家产圣诞”，我父母亲的生日。他们二人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几句一发，立即得到大量关注，都对这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称奇赞叹。其实我父母二人的身世，不但颇有传奇性，而且跟时代的历史进程环环紧扣。他二人的经历，也可以算是现当代中国各历史时期一些小人物的境遇缩影。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年，我母亲也出生在成都市内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里。 那种家庭结构基本上就跟巴金的《家》是同一模板，她自幼就闭门家中，饱读诗书。看过《家》的人都知道，在那种极度保守的家庭结构中，也最容易出现叛逆。抗战爆发，大量知名学府迁到成都，也带来了对社会冲击极大的新潮思想。作为几姐妹中的长姐，母亲第一个“冲出封建牢笼”。尽管以前从未在正规学校上过学，但后来竟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了大名鼎鼎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在这长姐的影响下，几年后她的几个弟妹也都全部叛逆，投身了赤色洪流。
现在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她这种“封建大小姐”是怎样向英文流利的“洋学生”切换的；后来我发现她对英文中的飞机坦克军舰等战争术语非常熟悉，因为当时正值二战后期，熟读西方的英语电讯新闻是那些大学生们的基本功。到毕业之际，二战结束，国内的国共两党却迅速分裂，战争一触即发。为挽救时局，国共美三方联合成立了“军调处”试图调解这国难危机。这时我母亲的英文老师推荐她去军调处去当翻译，但母亲最终还是没有去，她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胜任这种直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超重级谈判——翻译的表述稍有不当，造成的后果很可能会导致战争全面爆发。如果母亲去了的话历史会改写，至少我家的历史会改写。后来去军调处当了译员的另一个女学生，在那里认识了中共的高级干部，以后成功上位，成为中国第二夫人。此女名叫王光美。母亲未去军调处，而去了成都市内的一家报纸，民盟主办的《华西晚报》当记者。当时的她是非常时尚的，穿旗袍戴墨镜，脚蹬一辆小轮自行车，两个车把上是秀兰·邓波尔头像的饰品，满成都街头到处奔波跑新闻。据说曾惹得两个美军士兵向她吹口哨呼喊，此事后来还作为“美帝罪行”拿出来控诉过。也就在这时，母亲发现了一件怪事。每当她用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报上必然会出现另一篇类似笔名的文章。比如我母亲的笔名是“播春”，那笔名就是“播秋”。后来才发现，这个不断跟笔名的是报社的另一名记者，也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出生在自贡市的自流井，据说家中以前还曾有过一口盐井，但到他这一代就没落了。而且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先后去世，他成了近乎流浪儿的孤儿。但是这孤儿却比较另类，酷爱文学，有读书的嗜好。在那个年代，接触到了“新思潮”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要被赤化。1938年，未满17岁的他就和兄长一起加入了中共，后来又到了重庆的《新华日报》，在编辑部当校对员。
抗战结束后，“军调”终究无果，内战爆发。《新华日报》在重庆停办，多数人撤往延安；这天组织上找父亲长谈了一个整夜，派遣他去成都从事地下活动。这样，父亲就以民盟盟员的身份进入了《华西晚报》。然而，他刚到成都，就已经被盯上了。父亲的哥哥刘忠（当时也在新华日报，后撤往延安）在他的回忆录《今生无悔》中关于父亲的这段经过有如下描述：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曾密函四川省政府，再由省府转发成都市府防范活动的密令。……密令原文如下：
“渝奸伪《新华日报》总馆以蓉地工作党羽对地下活动殊少成就，其原因在于人员缺乏与领导者欠积极之故，为求今后工作开展计特派渝馆职员刘慕宇于上月十五日来蓉加强其活动。刘某抵蓉后，即面晤祠堂街《新华日报》负责人杜桴生，密谈今后工作进行步骤及方针与联系之技术后，杜某为欲控制舆论界而获取群众之同情起见，遂连日走访《华西晚报》（民主同盟机关报）负责人（奸伪李次平、经理田一平）洽商，拟将刘某安插于《华西晚报》工作，以便掩护活动。刻已获李、田二人之同意，刘某亦于同月十八日到该报正式工作”。
……
由于慕宇青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积极钻研，刻苦自学，故在文学方面有相当造诣。……他主编华晚副刊，颇受读者欢迎。该报四版小评论《夜风》栏中的全部文章都是他写的，几乎每天都要配合当时的形势、针对时弊写一篇笑骂自如的杂文……
此时的父亲是个才子，不但写新闻，而且还开专栏，写小说。笔名很多，主要笔名是桑乃特，即英文的 SunLight（阳光）。在成都新闻界是很受欢迎的人物。所以很快，在1947年三八节那天，我父母二人好上了。在当天，我母亲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当生存的自由都将被剥夺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放弃爱的自由呢？当一切权力都将丧失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放弃爱的权力呢？于是我们相爱了。”恋上之后我母亲细问父亲的情况，才发现他的生日居然跟自己是同一天，更邪乎的是两人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后来我经常听母亲念叨，“别人是‘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是反过来的！” 大小姐家庭出身的母亲，说实话对孤儿出身的父亲的一些生活习性不是很入眼的，比如恋爱时他要吃“碗豆炖粉肠”把我母亲气得不轻，更不可容忍的是看电影居然要看恐怖片《僵尸复仇记》！所以给他取了个眤称“叫花”（也就是丐帮），就连她的几个弟妹也跟着称“叫哥”。不过这些细节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两人迅速开始了当时最最时尚的“革命+恋爱”小资模式。冲法庭，搞地下宣传，传递情报（把秘密文件藏在我母亲的鞋底里带走）；但实际上父亲早就进入了当局的监控黑名单，再加上这些“过激言行”，在随后的镇压中当然就成了重点打击对象。 现在的《红岩魂纪念馆》中对“六一大逮捕”是这样介绍的，“……5月，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奋起响应，并共同决定于6月2日举行总罢课和游行示威。6月1日，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在全国各地对新闻出版、教育、文艺、工商界等进步人士及学生骨干实行规模空前的大逮捕”。 1947年6月2日学生准备举行全国性“反内战日”罢课游行，反动派对此进行镇压，大肆逮捕。……《华西晚报》和该报工作人员首当其冲。……至于要抓走的人，特务们是心中有数的，他们出动后，走到华晚，叫门不开，搭人梯抢入，由中统特务何震川用电筒照脸，认人抓捕，刘慕宇、孙文石和田一平等当晚被逮捕。
1947年6月1日夜，母亲骑自行车到报社，在门口见到的却是极其震惊的一幕。军警宪特密布，报馆同仁们一个个被从里面押解出来，其中就有父亲！震憾之余，不敢停留，骑车逃走，随后离开成都逃往重庆，在重庆郊外百节场的松花江中学教书。 六一大逮捕的被捕者被关押在成都的“将军衙门监狱”，然后父亲作为“重犯要犯”被解往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此地是专门囚禁重要政治犯的专用秘密监狱，后来经过小说《红岩》等革命文艺的渲染，家喻户晓。父亲关押的囚室是楼7室，也就是以前曾经关押过叶挺将军的房间。
此次大逮捕中，被捕的同僚不少，绝大多数都是正在热恋中的小资青年。棍打鸳鸯以后，所有的情侣全部劳燕分飞，唯一例外的是我母亲。在渣滓洞监狱中，有一次放风时，一名新来的女狱友（《红岩》中好像写的此人叫李青竹）踱到父亲的身边，压低声音告诉他，我母亲也追到重庆来了！父亲听闻后应该是感动了很久，后来就在狱中手工制作了一件“革命文物”：“床巴折”上折下一片竹块，打磨成心型，用红药水染色，并刻上一串文字“爱情鲜艳了生命之花”，下面是自己的英文名字SunLight——这件文物1960年代还在“中美合作所展览馆”里长期陈列展示，但居然在文字说明中加上了“复制品”这样几个字，以示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做的！母亲到重庆后，立即设法跟父亲联系。然而这种关押顶级政治犯的秘密监狱是根本不容许对外勾通的。最后终于准许把物品送进去。母亲立即四方奔波，首先就送进去了父亲最需要的药品。那时父亲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经常吐血不止。这在当时属于绝症，无法根治，只能调养。母亲千方百计送进去了鱼肝油和结核药物，使父亲的病情得以控制。跟父亲住同一房间的，有个新四军的战士叫龙光章（小说《红岩》里称为龙光华）也患有较重的肺病。其实龙光章还是比较幽默的，总给父亲吹一些恐怖故事，比如他读书时上厕所蹲坑向旁人要手纸，却发现那是个无头僵尸之类。龙光章的病情比父亲更重，后来日愈恶化，最终病死。父亲不满狱方的处理，带头闹事，发动整个渣滓洞监狱的所有狱友集体绝食，终于得以成功地召开了追悼大会。此事后来在小说电影等红色文艺中被大量描绘，世人俱知，不过当然都不能提我父亲的名字。事后，父亲被戴上了三十斤重的大脚镣。那种生铁脚镣戴上后就只能坐在地上两腿平伸，否则脚面会被压肿。如果要挪动位置必须双手使劲把一边的脚镣使劲抬起来才能移动一点点，然后再移动第二只脚。所以后来他看到电视上的革命者们戴着脚镣手铐在那里又舞又跳，总是很不屑地一指，“他那算脚镣？那是套鸡脚杆的绳子！”
1949年初，中国出现了短暂的和平迹象。蒋公下野，继任的李代总统摆出了跟中共和谈的姿态。共方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政治犯”。此时由民盟出面，向当局提出了保释的政治犯名单。当时主管政治犯的徐远举（《红岩》中叫徐鹏飞）一见名单就怒了，“刘慕宇我是不会放的，他把我监狱都要闹翻了！” 但最终为了“顾全和谈大局”，仍让我父亲在最后一批被释放了出来。重庆大营救
1949年初，因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关押的一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 [1] 。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3月21日，由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等向张群提出了释放1947年‘六一’大逮捕被捕的成、渝等地民盟盟员三十七人名单。
……3月28日，范朴斋开列的营救名单被送到了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手上。徐远举看过这份名单后，连连摇头……经过范朴斋等人的努力，3月底（赶在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开始之前），分批释放了21人，他们是：……刘慕宇等
听闻父亲被释放的消息，母亲激动万分。找到民盟组织，一起去上清寺的“桂园”迎接刚出监狱的父亲。出狱的这张合影照片，至今仍在“红岩魂纪念馆”和“民主党派陈列馆”里作大幅面展览。图中前排偏左的两位就是我父母。母亲是图中唯一的女性，父亲则穿了一身白色的西装，在照片中非常醒目，看气质完全不像是才出牢房的犯人。其他人也均气度儒雅，看形象区分不出谁是犯人谁是有社会地位的民间贤达。估计那时的监狱还不流行给犯人剃光头。 我父亲有幸赶上了“释放政治犯”的末班车。其后不久，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合签署《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击，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百万雄师挺过大江两岸。国民党当局在撤退时处决了渣滓洞监狱的全部犯人，史称“11.27大屠杀”。十多年后的文革武斗中，这一幕又反复重现，两派组织在紧急撤离时，都要先把手中的俘虏全部枪杀掉再跑！ 解放初期，父母亲都在新成立的政府部门工作，是首任重庆市市长曹荻秋的直属手下。当时曹荻秋的很多讲话等文案，都是由母亲起草书写的。
1952年4月，摄于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
其后大概是“白区派”逐渐边缘化的缘故，两人都离开了政府机关，成为业务型干部。母亲先是到三中，后来调到八中当语文教员；父亲则到重庆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幸福的生活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然后，1957降临了——领袖号召“向党提意见”。母亲所属的民盟来人，要求她去市里参加民盟的“大鸣大放”会议。不知为何，当时只有几岁的我躺倒地上打滾，抱住母亲的脚不让她走。后来，去参加了会议的人员被一网打尽，无人幸免；父亲所在的出版社更是重点清理单位，整个编辑部几乎被全部拿下。父亲初时还有幸得免，甚至还以负责人的身份押送“右派分子”们去南桐山区劳动。但一年以后，“补充名额”又派下来了。对这种极其烫手的指标，出版社的领导班子一致决定丢给不在现场的父亲。 父亲被从深山招回单位“检查工作”。深夜父亲开完会回来，母亲问道“会开完了吗？”父亲成为“敌人”以后，整个编辑部已被彻底一锅端掉。甚至连重庆人民出版社的建制也由此撤销，改为“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只从事租型印刷等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工作。父亲重新回到比邻贵州的南桐深山，但现在的身份是被管制改造的右派分子，“敌我矛盾”。娇小姐出身的母亲这时变得异常的坚毅起来，独自抚养我们这三个孩子。时值大饥荒年代，母亲突然提出要去南桐探视父亲，给他送食品去。父亲并没有阻止，只是在信中反复叮嘱，“不能带牛牛（我的小名），千万千万不能带牛牛！”母亲独自踏上了通往深山丛林的道路。绝大部分路段都只能步行。现在已经不清楚她当时是怎样完成的这险峻独行的了，只记得她回来后反复念叨的一幕就是，有一段路必须跨过两座山崖之间的独木桥，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几年后，重师附中（原八中）的关校长来我家和母亲长谈，称父亲为“刘慕宇同志”。原来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理论上说是回归了人民队伍。父亲回来了，但只是短暂路过，但马上又要去长寿湖渔场，换个地方继续改造，身份则是“摘帽右派”。对我们来说，父亲仍是每年只能见到一次的“客人”。而且他在家的短暂时间内，经常也是与母亲争吵不断。有一次母亲发的火竟是，“你说《红岩》这书，是该由罗广斌来写，还是由你来写？你怎么不写出来？！” ──的确，不管是从文学素养还是从在渣滓洞的亲身经历来说，父亲都远远超过《红岩》的作者。但当时父亲正在被监督劳动改造，要让他来创作这种轰动全国的主旋律作品，母亲的要求的确有些强人所难。随着《红岩》的大红大紫，监狱旧址被辟成了“中美合作所展览馆”。开馆不久，母亲带我们去参观。进了渣滓洞院门，母亲首先寻找的就是那洗衣台，父亲当年就是在这里得知母亲赶来重庆的消息。在牢院的整个参观过程中，母亲双泪不断，反复不断地自言自语，“我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1962年，领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组织上要求母亲必须与父亲划清界限。虽然父亲已经“摘帽”，但在组织心目中，摘帽右派仍是右派。很多个晚上，我们都已入睡，朦胧中见到母亲下了学习回来，默默地摘下眼镜，坐在桌前长时间地哭泣……我见到父亲写回来的一封信上，最后几句是“苦了你，苦了孩子们……”我当时暗想，会不会他写完这几句后，就走向湖边……？校方为展示“政治立场坚定”，执意要拿下母亲这个最后的“白旗堡垒”。我家隔壁一位姓左的女老师也反复来对母亲“现身说法”。她的丈夫也是长寿湖右派，左老师率先同他划清了界线，并把自己独自抚养的5个孩子全部改名为“左自、左立、左更……”，即“自力更生跃”。母亲实在承受不住这严峻的压力，最终屈服了，向父亲提出离婚。夏天，父亲回来办理离婚手续。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一次在夏天见到父亲。办手续前，母亲把我们全部带到照相馆，拍下这张“最后的全家福”。 临到签字时母亲加问了一句，“那孩子们就不会受影响了吧？”组织的回答是“离婚只表明你本人划清了界限，子女和父亲的关系是不能撇清的！”母亲当场就宣布，“那我还离什么？不离了！”此时的“贯彻阶级路线”越来越严格。“家庭出身”稍有问题的孩子连升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比我大一两级的几个邻居（全是附中的家属子女），小升初考试后接到的通知，全部是清一色的“不予录取”，其中也包括左老师的女儿。虽然左老师立场坚定同右派丈夫断绝了一切关系，但子女照样没资格升学！母亲的精神已接近崩溃。多次在校内拉着关校长喊，“他不是坏人，不是坏人哪！”对学校的党组织来说，母亲这个顽固堡垒始终未能攻下，无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挫败。为了“净化学校”，他们采取了另外的方案。1965年暑假，母亲从全封闭的高考改卷集中地回来的次日，带我们去动物园游玩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关校长来到我家，向母亲宣布“组织决定，你调长寿县工作。档案已经转过去很久了，你明天自己去长寿县教育局报到”……直至最近，才有原八中老三届的学生告诉我，当时是有个逐步疏理政治不可靠人员的行动。他们也是到开学后才知道我母亲被调离的消息，都非常吃惊……而当时对母亲宣布调令时，居然还声称的是“为了照顾你的夫妻关系，才把你调过去的”──不离婚？那你就去吧！实际上，到长寿以后是被安排在长寿师范学校，是在西距县城有六公里、东离长寿湖还有二十多公里的乡下。不通公交，所有出行都必须步行。到长寿后，父亲只在春节回来过一次。然后，文革开始。母亲的相当多同事被划成“牛鬼蛇神”，母亲也成了“半牛鬼”，多次拉上台批斗 ──前不久才有朋友分析，“你家那时被弄到长寿，也不完全是坏事。留在附中的话牛鬼蛇神是当定了，而且重师附中的学生你知道，重庆最著名的815造反事件就是他们干起头的！”惊魂之下，母亲立即断绝了同父亲的一切联系。然而家里还是被反复抄家，所有的照片、古玩古书和多数文字资料书籍等全部被抄被收缴。但由于初来咋到，“罪行”实在找不出多少，以至母亲得以“漏网”，逍遥于洪流之外。但是她就此发下了三个毒誓，此生以后永不照相，不摸笔，不写字。 父亲那边则严峻多了。他所在的长寿湖劳改地，正式名称是“长寿湖渔场改右学习班”，数百名重庆市级机关的右派分子，摘帽的和未摘帽的，星落棋布地分布在长寿湖的十来个岛屿里。运动开始后，全家突然失联。他写回的信均被悉数退回，定期寄回家的汇款也全部被退。父亲深知凶多吉少，当然不敢再继续联系。也就在这些时候，父亲突然发急病。岛中难友划几小时的木船把他送出来，送到距长寿湖几公里的邻丰镇医院抢救。医生一看就要给家属发病危通知，父亲奄奄一息地说，“我没有家人了……” 大难不死，他终于还是挺过来了。随着运动矛头的逐渐向上转移，及随后兴起的两派混战，“死老虎”们才又开始有了一隙喘息的空间……1967年夏，母亲在县城的船码头上意外遇见了一群长寿湖的右派，这才知道了父亲仍然“安在”。已死寂的心情就此又开始激荡。10月，两派激战的炮火刚刚停熄，母亲就带着我们前往重庆和成都，以旅游的名义和亲友们探讨局势，重点是商讨如何处理同父亲的关系。此时距完全中止联系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尽管两人的物理距离只有二三十公里。 商讨的结果是不要再追求“政治立场坚定、划清界限”了，随即便恢复了同父亲的书信联系。从此，父亲就像客人一样，每年春节，能够回家呆上几天十几天。1970年春，长寿师范学院停办撤销，教师就地下放。母亲被分配到渡舟公社中学教书；1973年秋，母亲被调到长寿县“最高学府”长寿中学任教；1974年底，父亲所属的市文化局系统居然把托管在长寿湖渔场的摘帽右派全部收回原单位工作，我们至此才重新在市内有了落脚之地；1976年秋，领袖逝世，极左派被抓。年底，母亲退休回到重庆，至此才跟父亲重新生活在了一起……1981年夏，重庆出版社恢复建制，父亲任副总编。1986年初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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